我也想当然地同意了,因为在这样的局面下,找个理由让自己安心总好过让自己窝心。我们当时都忘记了自己刚刚下过的判断,这鬼魅一般的雾气,是被万丈激流冲起来的,现在落水根本没有停止,雾气必然是不停地翻滚上来,如何能有散的时候。
所以很快,马在海的说法就开始站不住脚了。
我们在忐忑不安中,又安静等待了五六个小时,雾气仍旧弥漫在我们的舱外,一点也没有消散的迹象。
这时候,之前那种似有似无的恐慌,就逐渐变成了现实。我们不得不承认了这样一个命题:这浓雾短时间内不会消散了。
对于当时的我们来说,承认这么一个命题,相当的痛苦,这就意味着我们的撤离计划一下子无限期延迟了,我也知道这时候再干等,那就是把头埋进沙子里的鸵鸟。
此时我们再次合计,十多小时前干劲冲天的那些说辞、计划,现在看来就像是笑话一样,这样的境遇颇为尴尬。
副班长和马在海对我说我们是不是得有耐心,现在想这些会不会自乱阵脚我对马在海他们说,我们得面对现实,看样子,只要水闸不关,这雾气只会越来越浓,不可能消散了。那样的话,我们必须采取措施:一方面要分配口粮和水,尽量延长生存时间,希望能等到雾气散去,一方面也要积极想办法。特别是第一个措施,就算雾气一小时后可能散去,我们也得做好一个月后雾气才散去的准备。
我说完这个,马在海的面色很难看,他对我们说,其实,口粮的问题还可以,他们带来的几只包裹里,有足够的压缩饼干和蔬菜,因为当时急着救我们,所以大量装备都丢弃了,只把食物带了过来。主要的问题是水,他和陈落户两个人只有两只水壶,其中一只还不是满的。
我听完这个,心直往下沉,喉咙一下子感觉到干渴起来。当时在入洞初段行军的时候,也想过实在没水的时候要喝尿,顿时心里犯堵,心说自己当时他妈的也真是缺心眼,现在是现世报应。
当时我们的裤管早就干了,不然还能拧出水来,我脑子转得飞快,但是没用,很快就绝望了。
在我的记忆里,同样被困住的经历并不多,最危险的一次是1959年在川东。那时我才参加工作,当地地质局组织了一个洞穴勘探,我们被涨水困在了一个气洞里三天两夜,好在水最后退了。当时我们有十几号人,干粮和水都很充足,最缺乏的是经验,所以哭鼻子的一大堆,现在倒好,经验丰富了,没水,这实在比哭鼻子要命得多。
这时候马在海说,要在这个密封舱里待到雾退,我们恐怕需要很大的运气。如果能到达其他地方,说不定还有转机,比如说可以找到老旧的水管或者蒸汽管道,里面也许有水要不要试一下
我心说这里哪里有那种管道,只见他蹲了下来,指了指踢脚部位的通气口,说这里的通气口联通着气滤装置,是二战时候德国人使用的技术,后来被苏联学去了,我们现在的地下工事大部分是这种装置的改良,这里面也许有水管。
我似乎看到了一线生机,但这管道口窄得只能放进去一个脑袋,人怎能钻得进去
马在海说他个子小,应该问题不大,说着就趴了下去,先是拆除了防鼠网,然后试探着能不能进去。
我也趴了下去,一看就知道不可能,这洞口的大小已经宽于马在海的肩膀,他到底是个男的,当兵的骨头架子大,怎样都挤不进去。而这个通气口,怎么看也不可能通过任何人。
马在海滑稽地做了很多匪夷所思的动作,然而他的脑袋也只能侧着探入,身子丝毫无法进入分毫,最后他扭伤了脖子,只好退了出来。
其他人里陈落户脑袋很大,我是个大个子,副班长脑袋上有伤,而袁喜乐就更不用说了,这个提议算是白提了。
我沮丧地坐在地上,几个人都不说话,一边的陈落户更是脑子有问题地把自己的水壶抱在了怀里,似乎怕我们来抢。
我没心思去理他,脑子一片空白,就在这时,突然"啪"的一声,雪上加霜的事情发生了,密封舱里的应急灯突然熄灭了,我们顿时闻到一股烧焦的味道,显然是电线老化终于烧断了。